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13篇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1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变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数字化发展正成为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动能，并将重构产业价值链条。对县域而言，县城总体经济实力相对偏弱、数字化水平偏低，综合考量县情实际、发展基础和财力可能，可按“众筹、联建、共享、多赢”原则，以普惠方式拿到数字化“入场券”，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
抢先机，数字转型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加快数字化发展，必须紧扣国家新近部署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数字乡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战略任务来展开。实体经济是根基，数字经济是引擎。从这个意义上，县域发展数字经济，可从加快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入手，将其作为构建全域数字化生态的“牛鼻子”来抓。可制定“企业优先转、政府跟着转、社会民生同步转”的全域数字化转型策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相互交融、互为支撑。近年来，中小微企业普遍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非对称打击，“转则可能生，不转则一定淘汰”，需要大力发展轻量化、低成本、广覆盖的“上云用数赋智”解决方案，助力中小微企业“困境突围”。同时，数字化转型初期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主动构建与新经济、新业态相适应的政府治理体系，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的目标。此外，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围绕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的数字化转型体系也有条件逐步构建起来，进而系统性提升县域公共服务水平，引领创造高品质生活。
抓基建，编织网络链。积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当前，以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基础。以工业互联网为先手棋和主抓手，快速完善数字经济的网络底座。特别是县域市场主体以中小微企业为主，要聚焦其“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点、痛点和关注点，提供以“全域性、普惠型”为特点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打造工业互联网领域“拼多多”。可建立“政府补一点、服务商优惠一点、企业出一点”的“降费上云”联合激励机制，推动中小微企业上网上云。伴随“上云”企业数量增长，工业互联网服务企业的边际成本逐渐减少，进而可让更多企业入网，拿到数字化“入场券”；随着这样的正向反馈逐步形成，则可顺势拓宽产业覆盖和地域覆盖，带动产业链、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同步推进物联网和5G网络覆盖、数据中心全网共享，形成泛在互联、数据驱动、协同融合的新基建体系。
挖场景，政企协同出智慧。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往往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只靠政府单打独斗将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不少数字化领域的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已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和技术，但其解决方案往往缺少大规模应用场景的打磨，“英雄无用武之地”。要坚持政企两端总动员，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协同配合，政府要为企业尤其是正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科创型企业搭建“入场唱戏”的广阔舞台，同时也要主动当好企业的“产品经理”。首先可按照“小切口、微服务、大集成、全运用”的思路，把大场景细分做小，以场景引企业、企业带产业、产业建生态。例如，政府可从“政用、商用、民用”三个维度，将新型智慧城市这个最大的应用场景分类分细，靶向开展场景招商、挂榜招商，招引有实力企业和投资项目集群式落地，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数字产业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在典型场景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也可把小场景提升做大，既复制推广了数智化解决方案，又能在短时期内快速做大企业能级；其中，部分高成长性企业的产品还有条件从企业级提升到行业级或区域级，快速形成新的产业互联网平台生态。
强主体，精准服务优环境。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没有“休止符”，也没有“毕业证”。地方党委政府要始终保持“赶考”心态，既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又主动当好“服务员”“店小二”，积极融合“线上”“线下”两个空间，大力营造与引育企业相匹配的数智化营商环境，为持续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以“政府即服务”（Government as a service，即Gaas）为核心理念，在线上打造区域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综合体，推动建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业联动机制，将企业、政府、第三方机构等各方数据汇聚“反应”，有效转化为“对路子”“合口味”的中小微企业数智化服务功能，实现以政府端的“一”集中服务企业端的“多”。例如，金融服务方面，可在为中小微企业用户更精准画像基础上，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新产品，让企业愿贷、银行敢贷，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首贷率，还可通过持续反复的贷款还款行为闭环，有效修复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信用不良问题。又如，政策服务方面，可在深度识别企业特征的基础上，提供个性订制、批量分发、精准匹配的服务功能，推动各级各类利企政策直达企业，提升政策转化率和企业获得感；在此基础上，还可持续叠加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用工、财务、法务等全量服务。线下可以同步开展“千人联千企”等专项行动，发动领导干部“一对一”认领企业，入厂入户当好政策服务员和产业推销员，“点对点”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广集成，强化治理促效能。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随着全域数字化场景应用的铺展叠加，必然也必须加速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治”水平，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在坚持审慎开放原则下，积极推进跨地区、跨部门公共数据资源协同合作，形成共用“数据池”。在此基础上，有序整合地理信息、空间规划、遥感气象、市政设施等基础数据，建立健全城市数据库，打造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加快绘制“城市镜像”，打造城市数字孪生体，夯实智慧城市“数字底座”，逐步建设并持续升级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同时，坚持需求导向、试点先行，以成本可控、功能好用、系统安全为标准，分区域、分场景、分步骤有序推进“新城建”。例如，可以依托新区开发和老城改造，率先集成地下综合管廊、智能建造、交通路网、城市管理等应用场景；又如，可将社会治理服务资源集成到网格、下沉到社区，打造全要素、全科式智慧网格，推进城市综合服务“一网统管”，敏捷响应城市治理诉求。当然，在全域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关键要侧重实现数据自身安全可控。要重视和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构建可信体系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加强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保护，在打通数据“融合路”的同时，挂稳数据“安全锁”。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2
xx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推进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
系统谋划，整体推进。2014年率先提出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重点的信息经济，2017年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20年深入实施以新技术、新制造、新基建、新业态、新治理为重要特征的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同年，浙江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0218亿元，总量规模位居全国第四位。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联动，打造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区。组织实施人工智能、5G、集成电路、软件等产业提升行动，数字产业规模和能级不断提升。全力推进之江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建设。组织实施数字经济千亿投资工程，入选全国电子信息和电子元件百强企业分别为16家、19家，均在全国位居第二位。
构建新智造体系，打造全国产业数字化转型标杆区，推进产业、服务业、农业数字化转型。聚焦“415”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十大标志性产业链，推进智能化技术改造。实施“三农”工作“369”行动，全省创建数字农业工厂163个。
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模式和理念的创新。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注册用户达到5500万。全省服务办件一网通办率超过了80%。全面推行信用+执法监管，掌上执法率达到了90.6%。
突出数字化改革引领，打造数字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先导区。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赋能，为经济治理提供数字化手段，构建良好的平台经济生态圈。
深化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率先开展5G基站建设一键式集成改革，截至去年年底建成交付5G基站6.26万个，累计建成各类数据中心193个，加快推进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实践。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3
近几年来，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但优势更多体现在日新月异的模式创新、庞大的市场容量、众多的人口红利等方面，面向消费端的电子商务、即时通信及其衍生服务发展成就突出，但核心技术缺失、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性研发和融合性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要建成数字经济强国，必须在更高层面上参与甚至主导相关技术、产品、服务的创新方向、标准制定及规则引领，才能更好面向未来科技创新制高点占据先发优势，这不仅事关为中国经济“弯道超车”赋能助力，也是牢牢把握下一轮发展战略机遇期新内涵、新特征，赢得战略主动权的需要。但数字经济领域创业创新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尤其是技术演进有自身的路径依赖，“算法黑箱”更成为一些企业与政策博弈的技术工具，如何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引领作用，引导数字经济创业创新企业自觉服务于国家战略，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深入思考的时代命题。
完善更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
当前，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之间张力日益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经济以大数据等要素为关键生产资料，相关企业往往具有“轻实物资产”“重知识产权”的性质特征，目前企业用户资产并未计入传统的财务报表体系，而这可能是某些数字经济企业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所在，加上我国现在关于大数据的确权、流转、交易等法律法规都不完备，数字经济企业进行信贷融资时难以在财务上提供与传统金融机构风控体系相匹配的说服力材料。
其次，今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对投融资风险的防控意识大大提升，需要国家层面的主权投资基金充分发挥方向引领作用，为民间投资指引方向，提振信心。
再次，我们对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认知本身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到了今天，应该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并非外在于传统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独立运行的创新体系，而是传统经济形态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支撑下的一次全方位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到了产业数字化时代，数字要素与其他关联要素和传统要素之间如何协同成为决定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关键，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构建起更为包容性和普惠性的金融获得机制，依据创新的风险分层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让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数字经济创业创新型企业都能够获得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金融资源支撑。
就当前形势而言，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处于高速发展通道上，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让金融服务不断延伸到更多的民生和企业应用场景，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亟须形成内在合力共同推动产业高速健康发展。
以金融创新优化数字经济协同共治体系。
在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就鼓与呼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知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广泛渗透之后引发的新风险可能。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泛在互联、实施响应模式打破了传统商业和社会运行逻辑，当“数字依赖”成为每一个企业、组织和个体无可选择的选择，也就意味着个体信息主权一定程度上的让渡与共享，而数字安全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面临的问题。传统的风险管理体系在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运行体系下捉襟见肘，数字时代的风险管理本身也成为一门潜力巨大的产业。金融本身具有价格发现、风险定价、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的本质功能属性，如何善加利用，让金融支持不仅仅停留在资金供给或资源对接的层级，而是演变成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有效工具。
在本次投融资云路演活动中以主办方身份出现的数字经济投融资联盟成立于2018年，由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红杉资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50余家单位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联合发起，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的协调性议事机构，旨在搭建政府、数字经济企业和投资机构之间沟通交流的合作平台，提升数字经济领域投融资对接效率，服务网络强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
联盟的主要工作任务包括开展国家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方向的宣贯和解读，开展数字经济产业、投融资、政策、法律等领域研究和研讨，构建数字经济投融资数据库、企业库和项目库，搭建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融资对接平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该联盟的成立既有国家主管单位的指导，也充分吸纳了国家主权基金、头部股权投资基金和互联网生态型企业等多方力量，这次在作为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四川省省会成都举行系列路演，也体现了以投融资为抓手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方向、优化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符号性意义，祝愿类似活动能够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的发展会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学视野中的技术经济特征，即是分析新技术的创新与使用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经济在基础设施、生产要素、生产和服务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与以往经济发展明显不同的特征和规律，既涉及技术创新，表现出独特的技术新特征，又涉及经济发展范式创新，突出表现为新经济的一系列特征。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必须从技术特征入手，分析数字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带来的生产方式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
智能互联是数字经济新基础设施的主要特征
数字经济底层架构的核心是连接，所以，发展数字经济必须高度重视信息、融合、创新和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把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联系在一起，打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智能和互联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最显著的特征。智能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产品/服务智能、装备智能和过程智能三个方面；互联的发展方向是人、企业、政府机构、物品智能互联的自适应、生态化网络。
万物互联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用户与产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流动，通过连接数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市场主体运用技术和数据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算法经济、零工经济、数字服务等。比如，电子商务平台是面向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交换和消费过程，电子商务的安全认证、在线交易、物流配送、支付结算等都必须基于开放共享、智能互联的网络平台。
在智能互联的驱动下，产业结构将呈现为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消费互联网和以无界制造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消费互联网注重与消费者的连接，产业互联网强调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连接企业。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不同的经济形态，生产要素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关键的生产要素也不同。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的研发、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经济环节中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首先，数字经济始终围绕数据这个核心生产要素的感知、采集、传输、存储、计算、分析和应用，来重构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对传统流通、消费、生产体系的淘汰、升级、融合、重组、优化等作用，其背后的经济逻辑都必须基于对数据的判断、预测和精准匹配。
其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具有即时性、共享性、边际生产率递增等特征，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相融合，可以通过算法优化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公共资本、土地、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进而有利于实现递增的规模经济报酬。比如，Airbnb租房、Uber打车等共享经济模式的本质，就是挖掘数据的价值，基于数据构建新型的合作和信任体系，实现智能化匹配供需的目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在数据、算法和算力的驱动下，数字经济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全网、全域、全渠道，端到端的全链条、全流程、全场景的连接，打造丰富的人与机器无缝衔接的应用场景，使人工和机器的分工合作达到高效的协同水平。比如，商业银行构建客户互动层、AI决策层（AI中台层）、核心系统与数据中台层，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实现精准定价，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无抵押的数字信贷。
融合是新生产或新服务方式产生的前提
数字化环境下，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嵌入式终端系统、智能控制系统、通信设施通过物理信息系统（CPS）形成一个智能网络。通过这个智能网络，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服务与服务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联关系，从而实现横向、纵向和端到端的高度集成。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对经济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系统性重塑，可以实现人机协同、产业跨界协同、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比如，无界制造就是基于开放共享、智能互联装备，将农业种植养殖、工业制造过程进行跨界融合的智能互联制造系统，是云制造、智能制造、网络制造、数字制造的集成化和系统化。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智能技术群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在数字产业化过程中不断实现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以多种技术的集成形成乘数效应。比如，数字孪生通过整合实体、数据、技术三大核心要素，可以构建物理实体、虚拟实体、孪生数据、连接和服务五个维度的数字孪生体系架构，但其实现的前提便是需要集成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集成改变了用户发现、商品及服务购买、生产制造等的方式。例如，微信集成了生活服务信息，可以实现打车、购物、预约挂号、租房、防疫、支付、转账、信贷等功能。再比如，航空、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等行业出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共享并有效整合了产品设计、生产制造、设备管理、运营服务、物流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数据资源，在融合发展中呈现跨界运营、价值共创和产用融合等横向分层的特征。
融合创新催生新业态和新模式
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实现了创新发展，表现为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跨界融合创新是数字经济创新的典型特征。
数字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注重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满足、用户体验提升、用户潜在福利的挖掘。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融合创新涌现的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新零售、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互联网医疗、网络教育、一站式出行、共享员工、远程办公、“宅经济”等新业态，能够让老百姓共享数字经济创新的成果。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亦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过程，基于数字技术的制造技术、产品、模式、业态、组织等方面的创新层出不穷，制造业也因此实现了从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再到业态创新，最后到组织创新的过程。智能制造和车联网便是数字经济极具潜力的创新领域。
跨界融合是数字经济业态创新最常见的方式。数字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组织形式，营造了数字空间与物理世界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平台、企业、用户、政府和其他参与者形成价值创造共同体。比如，电子商务带动了消费、贸易、支付、仓储、物流、快递、广告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增长，催生跨境电商、微商、小程序电商、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跨越了时空限制，在生产领域延伸了产业链，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0年，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1.7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37.21万亿元，电子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5.45万亿元，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数字化转型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了重要引擎，有助于实现内生性的经济增长。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整个制造业生产形态的转变，即从大规模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整个生产过程更加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农业的数字化转型，既要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管理水平、生产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农业电商体系实现产—供—销精准对接，改造传统农业管理模式、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销售效率，从而助力农业经济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开展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支持创建数字化转型开源社区，就是要通过数字技术与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社交网络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跨界融合，促进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全渠道、全链路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
以治理体系创新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迭代，既为经济体系数字化转型提供充沛动力，也使得数字经济面临来自互联网技术领域风险的威胁。数字经济的风险主要表现在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安全风险、数据泄露风险、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等，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新旧更迭、优胜劣汰亦会对经济运行造成冲击、带来不确定性，大型平台企业“大而不能倒”的运营风险、垄断风险和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也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这些风险会对个人信息安全、人身和财产安全、创新发展、产业安全等造成威胁。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自律不健全，规制无法跟上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损害了互联网企业之间公平有序的竞争态势不无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这是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作出的重要决策。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5
数字技术在发展数字经济、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的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同时指出，要就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这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了目标，对加紧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创新引领作用指明了探索方向。
数字技术引领创新发展特征日益显著，从计算机信息系统、物联网、数字平台到人工智能应用等技术推动了产业及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重塑全球市场格局，而新冠肺炎疫情更倒逼这一进程的加速。在我国，数字技术驱动各产业领域业态及模式创新，推动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但从现阶段发展情况看，数字技术在提升生产力水平、劳动生产效率、拉动就业及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等方面的潜力尚待进一步挖掘。对此，应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将数字技术更加高效地运用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政策在塑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范式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企业和个人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创新发展的能力，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优效率的数字赋能，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增长，达到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目的。建议从以下方面重点施策：
营造有利于数字技术发展应用的创新生态体系。以促进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为出发点，优化数字经济融通创新支撑能力。在专利应用转化方面，考虑更新现有专利制度，调整专利管理一刀切的传统做法，平衡好专利技术权益与创新推广、传播应用之间的收益关系，采取差异化管理方式，调整形成适应数字经济融通创新需求的技术专利体系。在创新协同方面，支持“产学研金”跨组织管理协作，畅通企业向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数字技术支持途径，充分发挥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及金融机构作用，确保创新供应链的有效性与稳定性，扩大数字技术创新研发溢出效应，塑造数字经济创新合作生态圈。在税收激励方面，对科技型初创企业及中小企业进行适度倾斜，对相关领域技术研究人员给予工资税收减免以及研发税收免抵扣等，降低创新成本，提升企业及个人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研发投入方面，加大涉及数字技术的公共研发预算，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研发投入上的强大支持作用。增加公共研发项目投入，协助突破企业及个人研发技术模式的局限性。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许多私营企业的突破性创新研发均受益于政府的支持。其中，应注重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激励扶持，可考虑设立资助性项目，助推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研究和技术转移项目。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提升全社会利用数字技术参与创新型经济建设的能力水平。
完善有利于数字经济创新竞争的政策治理机制。统筹部门力量，从管制与促进双向发力，确保政策治理的敏捷性，及时调整出台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及需求的反垄断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做到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加强管制方面，以维护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原则，密切关注数字市场中伴随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等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型垄断现象，剖析检视垄断结构增长问题，持续完善数字经济竞争政策。在这其中，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关乎数字经济发展命脉。应处理好数据使用、访问、便携性、开放、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对数据聚集独占实施监管，由事后控制向基于数字技术的过程治理转变提升。在优化促进方面，形成部门合力，共同谋划数字市场促进竞争政策，鼓励加强基于数字技术协同、柔性技术服务的多方生产合作。发挥金融的引导支撑作用，加深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有效结合，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更多产业、惠及更广泛企业主体和劳动力群体，消除不同人群、地区的数字鸿沟，在不断强化数字技术普惠性的同时，发挥创新引领优势作用。
构建有利于数字技能素养提升的教育培训模式。人民群众始终是数字经济创新的主体。应以开展数字技能教育培训为抓手，建立数字技能素养教育培训模式，推动广大人民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主动创新。数字技术快速迭代、指数式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数字技术学习的长期性。对此，一是考虑建立广泛的终身学习制度，设置社会个人终身学习账户，支持个人为不同工作岗位转换所需数字技能的再培训，允许个人在企业和部门转换过程中培训权利的可转移、可携带，确保数字技术培训的有效性和连续性。二是不断完善调整数字技术教育培训内容。应以保证数字技术培训教育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为原则。培训内容须涵盖数字技术通识和专项数字技术等，同时关注市场及企业对数字人才及技能方面的需求变化，在培训项目的具体内容、培训方式和支持方向上做到及时调整。三是增强数字技能教育助学贷款、帮扶政策的灵活性，鼓励社会个人接受数字技能再教育，为更广泛地提升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6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7
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数字化转型热潮，突显数字化在社会经济中的强大韧性，助力转型加速。涵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的数字经济体系框架日益清晰。信息通信技术持续创新释放数字化转型巨大潜能，呈现面向工程应用的深度优化、技术体系结构的整体变革和理论性基础创新等多个方向，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新周期，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巨大变革。
加快数字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把握规律，统筹推进。工业互联网通过人、机、物全面互联，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途径。平台经济从消费性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加速拓展，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并打通行业机理与智能科学，成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载体。我国5G+工业互联网已初步展现变革性赋能意义，在检测监测、远程控制、自动操作等场景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案例，为进一步产业变革奠定了基础。全球贸易迈向数字贸易时代，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是抢抓国际发展新优势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是数字化转型关键，要加速从数据资源化的初级阶段向数据资产化和资本化方向发展。
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推动5G、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应用，探索形成面向重点行业的实施架构和实践路径。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应用，带动工业软件、控制系统、智能装备等传统短板创新突破。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与商业创新，培育全球竞争力平台体系。持续筑牢数字安全保障，着力打造按需安全、智能安全、主动安全、安全一体化的数字生态。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8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综合判断，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趋势和规律，就发展我国数字经济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大部署，指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2021年10月1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文，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主要部分。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大意义，科学总结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显著成就和主要问题，对发展我国数字经济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深刻阐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强调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深刻阐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显著成就、主要问题和重大意义。强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深刻阐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思路举措。强调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深刻阐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要把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精神和关于数字经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批示指示、贺信精神贯通起来学习贯彻，转化为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的强大力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9
在一个崇高的目的的支持下，不停地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获得成功。下面是众鑫文档网小编为您推荐XX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经验情况评析报告。
数字经济现状及发展阶段划分
自XXXX年X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数字经济”以来，围绕数字经济的讨论和研究成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区域一体化、实体经济发展等实践领域的热门。XXXX年XX月XX日，在XX开幕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XXXX》，全面总结了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方面所呈现的高速增长态势。比如，中国数字经济总量XXXX年就已经达到XX.X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XX.X%。另外，XXXX年X月XX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第XX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系统全面地揭示了当前我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网民规模及结构、互联网应用发展、互联网政务发展、产业与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快速增长态势。
实践中，全国不少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区域城市，都在围绕“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和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探索如何让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优势。比如，XXXX年，XX提出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号工程”来抓。当前，XX省在数字产业化方面，已经涌现出以XX等为代表的优质企业。尤其是在电子商务、云计算、信息安全等领域取得了大量先进经验，代表了国际领先水平，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探索出许多新的模式。
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XXXX年至XXXX年为初创期，即X.X阶段，本阶段以互联网应用为主，主要形态为电子商务。XXXX年至XXXX年为成长期，即X.X阶段，本阶段的突出特征是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主，同时以各类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基本驱动力，主要表现为“互联网+”形式。XXXX年起为成熟期，即X.X阶段，至此中国正式进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本阶段的突出特点是以云网端等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正逐步走向万物互通、万物互联的发展阶段，同时开始全面进入以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为主流方向的数字化转型。
不过，就全国范围来讲，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数字产业化总体水平不高、规模偏小、比例偏低、传统产业数字化主体动力不足、产业间发展不平衡、赋能平台经济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本文重点解析数字经济的现状、特征及功能，揭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之间的联系。
数字经济溯源及作用路径分析
从源头上讲，数字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Tapscott）在XXXX年撰写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威胁》中的相关论述。其中，泰普斯科特预见性地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普及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经济体制，这一论断宣告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此后，泰普斯科特在《数据时代的经济学：对网络智能时代机遇和风险的再思考》一书中，更是站在经济学的理论层面，颇具预见性地展示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之路。该著作从科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如何影响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制度框架设计出发，对以下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包括在数字经济概念对生产性消费、即时性、分子化、不调和性、去中间化与“再中间化”的影响思辨性分析基础上，对网络智能概念的兴起、分类学研究和语言研究对数字革命的影响、网络与数字经济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影响、网络经济对企业及企业领导活动的深远冲击，以及网络时代对个人隐私的影响、数据时代的危险与不确定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述。
以XXXX年泰普斯科特《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威胁》为起点，从XXXX年起，美国商务部连续五年出版了从《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到《再度崛起的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进入XX世纪之后，数字经济的概念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接受和使用。比如，XXXX年X月在XX召开的GXX峰会公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进行了规范化的定义，即“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正是基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从XXXX年开始，国内将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为构建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当前，围绕数字经济的内涵又延伸出两条研究路径：一是数字产业化，二是产业数字化。前者通常被称为数字经济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属于信息通信产业的基础领域，具体业态包括：基础电信业、电子制造业、软件及服务业和互联网业等；后者比较复杂，通常被称为数字经济的融合和延伸部分，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由于信息技术的改造，借助应用数字技术所衍生出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不过，在XXXX年X月XX日由江苏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XXXX年度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议上，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学鹏提出，数字经济应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数字产业化，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其二是产业数字化，包括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而带来的生产数量、质量和效率提升；其三是数字化治理，即数字化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包括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警务等。
事实上，无论是二重分类，还是三重分类，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路径是一致的。当前，数字产业化的发展较为成熟，产业数字化则处于快速上升期，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而数字化治理，即数字化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则是前二者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数字经济不仅是牵引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之所在。比如，裴长洪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更高级、可持续的经济形态，作为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起着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因此，数字经济所强调的不仅是数据信息，而且通过所传送的技术手段，融入到传统经济，实现经济“质”和“量”的提升。一方面，依托数字经济可以培育出新的产业生态，形成新经济、新动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改造传统工业及服务业的生产方式、销售渠道和消费模式，能够促进产业升级。比如，《中国制造XXXX》就十分强调从“物理”到“信息”、从“群体”到“个体”的过程，其主线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和数据制造，实质是从资源驱动变为信息驱动。
XXXX年XX月XX日的《人民日报》第XX版刊文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通过技术植入所催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这种以平台技术为典型特征的技术形态，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正在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新要素、新动能。据此，本文认为，所谓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性投入要素，以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作为基本传播载体，同时以数字化的技术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再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有效链接和贯通，最终借助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使得社会治理模式得到重构的新型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本质及产业升级功能
从本质上讲，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是科技。数字经济的产生，不仅源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时以数据资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为最重要的推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产业化为基础，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导，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京东科技CEO陈生强在《中国经贸导刊》和《学习时报》上发表的观点，数字科技作为实现数字经济的手段，驱动了“产业×科技”的无界融合，突破了产业增长的传统边界。以数据和平台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正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催生了继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计算机信息和通讯革命之后的数字化科技革命。从此，以数字科技革命为主要载体的技术变革，驱动了全球经济社会由当初的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所组成的二元结构，逐渐向由人类社会、物理世界和信息空间共同组成的三元结构进行转变。数字科技同时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驱动力量。其间，那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不仅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而且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传导，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类型学来看，所谓科技，通俗来讲就是“科学+技术”，包括基础性科学和应用性技术两个大方面。前者的本质在于如何将金钱或者说资本转化为知识，后者的本质在于如何将知识转化为金钱和资本。
正如区域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在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过程中，科技创新一体化的空间和主要载体是城市。而依照区域和城市禀赋结构的差异和特点，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应当匹配不同的城市等级。从理论上讲，高等级的城市由于具备相对完善的各类高级生产要素，因而，能够定位和匹配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活动。相反，那些等级较低的城市，由于资源和要素禀赋的限制，只能定位和匹配技术层面上的实践活动。而处于同一等级的城市层面上，则可以匹配对应层次的城市功能。因此，在不能接受外围技术溢出和辐射的前提下，小城市匹配的自然是低技术产业，中等城市匹配中技术产业，大城市匹配高技术产业。
比如，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省会城市层面上，科技创新的战略选择优先考虑的自然是该城市应当承担和如何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层面上的内容。结合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区域实际，在现有的XX个核心城市中，那些处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平台，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或特大甚至是超大型城市，其功能定位应当首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科教资源和技术优势，在将其被塑造成为以中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角色的同时，更要打造产业和技术创新的高地，肩负起引领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战略的国家使命。相反，对于那些处在地市级层面的城市，更多应考虑在应用产业领域，如何承载更多技术职能和应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基地。
此外，数字科技通过从离线的“记录过去”，开始向在线的“预测未来”的战略转变。尤其是要在对产业数据进行在线化、标准化、结构化改造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相关生产要素和对运营流程的数字化技术改造，并通过对关键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进行精准预测，优化功能布局，实现精细化运营，并通过实时反馈信息和动态技术进行修正，进而突破传统产业增长的既有模式和边界，促进产业升级。比如，XX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主要体现在公司层面、产业内部层面和产业融合层面等三个层面的价值链重构。这里，公司内部的价值链重构主要集中于流程再造和智能化生产方面，产业内部的价值链重构改变了产业整体价值的获取模式，产业融合的价值链重构是利用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化模式。在这种以平台化技术为主体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面重构中，传统制造业的战略优势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成本方面的单一维度。相反，个性化方案和增值服务逐渐成为新的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的增长点，使得制造业的品牌价值空间陡然增加。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的跨界融合，推进了产业的质量提升。
另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XX的相关研究，数字经济通过个性化服务，塑造了需求端新的生活方式，丰富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开启了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商业范式、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和以信息物理系统为载体的新基础设施的产业空间。
长三角两翼产业带的数字经济
当前，“数字经济是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的驱动力”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全国各地都把数字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来培育，最为典型的是XX省，其不少地市都在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比如，一大批像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数字经济企业、经济基地和平台，正引领XX省成为长三角甚至是全国的互联网产业，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变、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拓展，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化的示范区。例如，XX市XX区以物联网产业为基础的基地，已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创新和示范基地；而城西科创大走廊的云谷智慧园区，已成为全国云技术领域最大的示范平台；阿里云已成为全国最大、全球第三大的共有云公司；网易“严选”已成为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杆性模式。此外，XX市XX港的数字平台和模拟中心，也已成为重要的行业支撑平台，通过大数据的集成和共享，XX江海联运大数据项目，已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
事实上，除了XX之外，长三角在数字经济均有不俗的成就。比如，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的数据，在XXXX年全国XXX个城市数字经济综合排名中，上海位列第一，XX第五，XX第八，无锡第九，苏州第十三，南京第十五，合肥第十八，长三角一共有七座城市进入第一梯队（见图X）。
以南京市为例，首先，南京重视“一谷两园多点”的空间布局。以“一谷”为先导，“两园”为双翼，多点发力的空间发展格局业已形成。近年来，南京注重软件、信息电子等产业的发展，依托丰富的高校资源，尤其是XXX、XXX、“双一流”高校的软件、信息电子等的专业优势，推动软件、信息电子等产业发展。“一谷两园多点”空间布局，不仅为南京数字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前期保障，也为南京产业数字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次，南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瞄准平民化、全民化方向，立足便利南京人民工作和生活的目标，着力营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目前南京在发展数字经济的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在硬件环境和政策环境两个方面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再次，南京市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拥有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和数字产业化的优势之源，为推动数字领域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障。同时，南京还紧紧围绕ICT（信息通信技术）主导产业，深度发展数字经济，从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企业、数字人才和数字应用等方面扩大数字经济规模。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中，园区开发、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尤其是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带的数字经济，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比如，XXXX年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刚刚上升为国家战略之际，一条覆盖长三角三省一市九个城市（区）的GXX科创走廊便呼之欲出。在这条覆盖“一廊一核九城”，即上海松江、嘉兴、XX、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的“人字形”南北两翼产业带中，处在“人”字形“捺”笔画的南翼产业带，覆盖了上海松江区，途经XX的嘉兴、XX和金华。处在“撇”笔画的北翼产业带，从上海松江区出发，途经江苏苏州，与XX湖州相连，最后经安徽宣城、芜湖，一直延伸到安徽省会合肥。
而在数字经济语境下，南翼产业带的一个的突出特点是，在阿里云大数据平台支撑下，整合了XX众多的中小企业集群。在这些中小企业集群当中，聚集了各类轻工、纺织和小家电等轻资产的中小微企业。与之相对比，长三角北翼的产业带则聚集了大量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重资产的产业。正如XXXX年X月笔者在《XX日报》撰文所言，长三角南翼产业带的最突出特点，是以XX温州商人闯世界市场和义乌小商品城开发建设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模式。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之所以产生，源于众多集中扎堆的中小微企业对世界市场的商品需求信息的渴求，由此催生了淘宝等大型互联网和电商网络交易的平台经济。与之相对比，长三角北翼产业带以“订单经济”为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企业大多来源于早期的乡镇企业改制，以及之后陆续被政府规划入工业园和高新区的企业。
长三角的科技创新，成功演绎了“无民营经济不活，无产业集群不富，无龙头企业不强，无名牌产品不响”的亮丽景观。XXXX年X月笔者在《XX日报》撰文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十年前长三角以中小企业集群为主体成功演绎的是“小产品积极创造大市场、小概念产生出发展大前景、小企业引发专业化的大合作、小集群造就了发展中的大作为、小产品形成了产业的大配套”的时代画卷的话，那么，如今以GXX为主要载体和通道的科创走廊，通过数字经济一体化，正在演绎的是长三角真正走向世界科技创新前沿的升级版。
当前，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带正处在全新的一体化窗口期。在数字经济方面，南翼产业带向北翼延伸。突出的特点是XX模式中“需求拉动”的电商平台经济，正在向制造经济模式转型和融合。以支撑南翼电商平台经济的核心元器件芯片为例，阿里、海康威视等以平台为依托的运营模式，其早期的核心元器件和技术支持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大抵出于摆脱国外种种技术锁定和产业安全的考量，目前，长三角尤其是XX这些巨型网络平台企业，正迫切需要依托北翼产业带，发挥长三角北翼产业带在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等方面的优势，并且紧紧围绕“中国芯”的研发和生产，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逆向延伸，一直拓展到芯片材料和芯片研发等环节，从而形成国际营销→信息集成→电商平台→芯片研发→芯片材料的切换，即完成从市场到技术的模式切换。
基于同样的逻辑和思路，当前长三角北翼产业带的代表性企业，由于早期在参与外资代工和配套生产时，严重依赖外资经济模式，形成了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要特点的被动技术升级的路径。目前，长三角北翼这条产业带，正面临着房价过高等因素导致商务成本攀升过快的倒逼，使得园区内的企业，必须依托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园区开发和园区共建，发挥园区飞地经济优势，开拓国内外市场空间，推动产业向外转移，实现从技术到市场的模式切换。
长三角园区合作中的数字经济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数字经济，不仅仅体现在南北两翼产业带数字平台的信息共享，更多还体现在园区的互动与协作中。以XXXX年X月公布的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为例，XX个区域示范基地中长三角地区占据了X个，分别是上海市杨浦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XX省XX市余杭区XXXX未来科技城和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X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中有X个位于长三角，分别是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企业示范基地中，XX省的阿里集团成为X个企业示范基地之一。此外，截至XXXX年底，在XXX个国家级高新区中，长三角三省一市中占据XX个。
XXXX年国务院批复并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明确提出，要“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同时，还明确要求，要“协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共同推动重点领域智慧应用”“合力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可见，数字经济作为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和新动能优势，正在重塑区域经济主产业发展形态。而数字经济一体化又将使得劳动力、资本、人才、技术等优势资源，能够得到最合理的调
配和使用，使得数据最终成为最为核心的区域资源。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内部的园区合作，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能明晰区域内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城市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和禀赋条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承担符合其定位及发展状况的经济和产业职能，发挥不同城市的力量，实现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的有机协调，推动长三角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协作发展。其中，总部经济可以分为综合性总部、区域性总部和专业性总部三种类型。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园区经济良好的发展基础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主要致力于发展综合性总部经济和数字中心建设，引领整个长三角的发展。南京、XX和合肥作为省会城市，苏州、无锡、XX等作为制造业发展良好的城市，都重点发展区域性总部经济，并辅以其区县的专业性总部经济发展；而周围其他城市，专注发展与其自身禀赋情况相符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特色工厂经济。通过数字经济纽带和清晰的区域职能分工，实现长三角内部的合理分工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目前，长三角园区经济呈现出多功能专业化的发展态势，有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双创示范基地、飞地经济等多种灵活的形式。比如，XXXX年新成立的中新嘉善智能传感现代产业园，就是XX世纪XX年代中期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升级版。现代园区的共同特点是，均是由两国政府牵头，都在经济最发达和产业基础最好的区域，位置毗邻，人文背景相近。长三角园区合作的数字经济成功经验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贯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发展理念。园区合作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设计，需要企业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长三角坚持以国家政策为指导，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有针对性地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开展园区共建。在操作层面则坚持以加快培育园区合作为载体，出台相关文件保障区域联动共建合作园区，围绕产业链对专利分布进行分类，实现对园区规划建设的精准招商。同时，企业主要依托上海以及苏南模式的成功经验，积极主动参与园区合作共建。
二是严格遵循产城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这里，“产”主要是指园区中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城”则是指产业发展当中所必须依托的城市空间和载体。园区建设的目的是实现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只有“产”没有“城”的园区，不能实现其历史使命，无法推动一体化进程。相反，利用合作园区内的数字共享，有助于将产业融入载体城市，使之具有城市形态和城市功能。因此，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园区建设，充分考虑到园区所在城市的能力及禀赋结构，通过建设不可替代的产业园区，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三是利用输出区域和目标区域的推拉力。一方面，由于现有区位产业集聚的经济要素成本大幅提高等因素，推动了相应的过剩产能必须借助“飞地经济”向外地产业转移。其中，既包括土地成本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的压缩，也包括环境及生态管制和强迫使耗能高、污染大的长三角企业向外转移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目标区位低廉的成本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拉动力，主动实现转移产业与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禀赋状况的匹配与耦合。比如，苏州很早就选择了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埃塞俄比亚以及政策宽松的东南亚等地进行投资。
总之，长三角数字经济的经验，源自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源自统筹谋划和整体布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继续重视数字经济生态圈建设，重视“以人为本、信息共享”的数字化治理模式，并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10
数字技术在发展数字经济、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的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同时指出，要就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这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了目标，对加紧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创新引领作用指明了探索方向。
数字技术引领创新发展特征日益显著，从计算机信息系统、物联网、数字平台到人工智能应用等技术推动了产业及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重塑全球市场格局，而新冠肺炎疫情更倒逼这一进程的加速。在我国，数字技术驱动各产业领域业态及模式创新，推动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但从现阶段发展情况看，数字技术在提升生产力水平、劳动生产效率、拉动就业及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等方面的潜力尚待进一步挖掘。对此，应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将数字技术更加高效地运用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政策在塑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范式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企业和个人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创新发展的能力，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优效率的数字赋能，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增长，达到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目的。建议从以下方面重点施策：
营造有利于数字技术发展应用的创新生态体系。以促进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为出发点，优化数字经济融通创新支撑能力。在专利应用转化方面，考虑更新现有专利制度，调整专利管理一刀切的传统做法，平衡好专利技术权益与创新推广、传播应用之间的收益关系，采取差异化管理方式，调整形成适应数字经济融通创新需求的技术专利体系。在创新协同方面，支持“产学研金”跨组织管理协作，畅通企业向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数字技术支持途径，充分发挥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及金融机构作用，确保创新供应链的有效性与稳定性，扩大数字技术创新研发溢出效应，塑造数字经济创新合作生态圈。在税收激励方面，对科技型初创企业及中小企业进行适度倾斜，对相关领域技术研究人员给予工资税收减免以及研发税收免抵扣等，降低创新成本，提升企业及个人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研发投入方面，加大涉及数字技术的公共研发预算，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研发投入上的强大支持作用。增加公共研发项目投入，协助突破企业及个人研发技术模式的局限性。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许多私营企业的突破性创新研发均受益于政府的支持。其中，应注重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激励扶持，可考虑设立资助性项目，助推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研究和技术转移项目。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提升全社会利用数字技术参与创新型经济建设的能力水平。
完善有利于数字经济创新竞争的政策治理机制。统筹部门力量，从管制与促进双向发力，确保政策治理的敏捷性，及时调整出台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及需求的反垄断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做到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加强管制方面，以维护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原则，密切关注数字市场中伴随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等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型垄断现象，剖析检视垄断结构增长问题，持续完善数字经济竞争政策。在这其中，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关乎数字经济发展命脉。应处理好数据使用、访问、便携性、开放、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对数据聚集独占实施监管，由事后控制向基于数字技术的过程治理转变提升。在优化促进方面，形成部门合力，共同谋划数字市场促进竞争政策，鼓励加强基于数字技术协同、柔性技术服务的多方生产合作。发挥金融的引导支撑作用，加深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有效结合，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更多产业、惠及更广泛企业主体和劳动力群体，消除不同人群、地区的数字鸿沟，在不断强化数字技术普惠性的同时，发挥创新引领优势作用。
构建有利于数字技能素养提升的教育培训模式。人民群众始终是数字经济创新的主体。应以开展数字技能教育培训为抓手，建立数字技能素养教育培训模式，推动广大人民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主动创新。数字技术快速迭代、指数式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数字技术学习的长期性。对此，一是考虑建立广泛的终身学习制度，设置社会个人终身学习账户，支持个人为不同工作岗位转换所需数字技能的再培训，允许个人在企业和部门转换过程中培训权利的可转移、可携带，确保数字技术培训的有效性和连续性。二是不断完善调整数字技术教育培训内容。应以保证数字技术培训教育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为原则。培训内容须涵盖数字技术通识和专项数字技术等，同时关注市场及企业对数字人才及技能方面的需求变化，在培训项目的具体内容、培训方式和支持方向上做到及时调整。三是增强数字技能教育助学贷款、帮扶政策的灵活性，鼓励社会个人接受数字技能再教育，为更广泛地提升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11
数字经济现状及发展阶段划分
自XXXX年X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数字经济”以来，围绕数字经济的讨论和研究成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区域一体化、实体经济发展等实践领域的热门。XXXX年XX月XX日，在XX开幕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XXXX》，全面总结了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方面所呈现的高速增长态势。比如，中国数字经济总量XXXX年就已经达到XX.X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XX.X%。另外，XXXX年X月XX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第XX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系统全面地揭示了当前我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网民规模及结构、互联网应用发展、互联网政务发展、产业与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快速增长态势。
实践中，全国不少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区域城市，都在围绕“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和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探索如何让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优势。比如，XXXX年，XX提出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号工程”来抓。当前，XX省在数字产业化方面，已经涌现出以XX等为代表的优质企业。尤其是在电子商务、云计算、信息安全等领域取得了大量先进经验，代表了国际领先水平，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探索出许多新的模式。
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XXXX年至XXXX年为初创期，即X.X阶段，本阶段以互联网应用为主，主要形态为电子商务。XXXX年至XXXX年为成长期，即X.X阶段，本阶段的突出特征是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主，同时以各类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基本驱动力，主要表现为“互联网+”形式。XXXX年起为成熟期，即X.X阶段，至此中国正式进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本阶段的突出特点是以云网端等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正逐步走向万物互通、万物互联的发展阶段，同时开始全面进入以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为主流方向的数字化转型。
不过，就全国范围来讲，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数字产业化总体水平不高、规模偏小、比例偏低、传统产业数字化主体动力不足、产业间发展不平衡、赋能平台经济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本文重点解析数字经济的现状、特征及功能，揭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之间的联系。
数字经济溯源及作用路径分析
从源头上讲，数字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Tapscott)在XXXX年撰写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威胁》中的相关论述。其中，泰普斯科特预见性地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普及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经济体制，这一论断宣告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此后，泰普斯科特在《数据时代的经济学：对网络智能时代机遇和风险的再思考》一书中，更是站在经济学的理论层面，颇具预见性地展示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之路。该著作从科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如何影响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制度框架设计出发，对以下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包括在数字经济概念对生产性消费、即时性、分子化、不调和性、去中间化与“再中间化”的影响思辨性分析基础上，对网络智能概念的兴起、分类学研究和语言研究对数字革命的影响、网络与数字经济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影响、网络经济对企业及企业领导活动的深远冲击，以及网络时代对个人隐私的影响、数据时代的危险与不确定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述。
以XXXX年泰普斯科特《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威胁》为起点，从XXXX年起，美国商务部连续五年出版了从《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到《再度崛起的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进入XX世纪之后，数字经济的概念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接受和使用。比如，XXXX年X月在XX召开的GXX峰会公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进行了规范化的定义，即“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正是基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从XXXX年开始，国内将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为构建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当前，围绕数字经济的内涵又延伸出两条研究路径：一是数字产业化，二是产业数字化。前者通常被称为数字经济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属于信息通信产业的基础领域，具体业态包括：基础电信业、电子制造业、软件及服务业和互联网业等;后者比较复杂，通常被称为数字经济的融合和延伸部分，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由于信息技术的改造，借助应用数字技术所衍生出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不过，在XXXX年X月XX日由江苏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XXXX年度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议上，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学鹏提出，数字经济应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数字产业化，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其二是产业数字化，包括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而带来的生产数量、质量和效率提升;其三是数字化治理，即数字化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包括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警务等。
事实上，无论是二重分类，还是三重分类，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路径是一致的。当前，数字产业化的发展较为成熟，产业数字化则处于快速上升期，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而数字化治理，即数字化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则是前二者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数字经济不仅是牵引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之所在。比如，裴长洪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更高级、可持续的经济形态，作为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起着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因此，数字经济所强调的不仅是数据信息，而且通过所传送的技术手段，融入到传统经济，实现经济“质”和“量”的提升。一方面，依托数字经济可以培育出新的产业生态，形成新经济、新动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改造传统工业及服务业的生产方式、销售渠道和消费模式，能够促进产业升级。比如，《中国制造XXXX》就十分强调从“物理”到“信息”、从“群体”到“个体”的过程，其主线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和数据制造，实质是从资源驱动变为信息驱动。
XXXX年XX月XX日的《人民日报》第XX版刊文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通过技术植入所催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这种以平台技术为典型特征的技术形态，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正在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新要素、新动能。据此，本文认为，所谓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性投入要素，以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作为基本传播载体，同时以数字化的技术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再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有效链接和贯通，最终借助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使得社会治理模式得到重构的新型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本质及产业升级功能
从本质上讲，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是科技。数字经济的产生，不仅源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时以数据资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为最重要的推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产业化为基础，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导，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京东科技CEO陈生强在《中国经贸导刊》和《学习时报》上发表的观点，数字科技作为实现数字经济的手段，驱动了“产业×科技”的无界融合，突破了产业增长的传统边界。以数据和平台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正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催生了继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计算机信息和通讯革命之后的数字化科技革命。从此，以数字科技革命为主要载体的技术变革，驱动了全球经济社会由当初的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所组成的二元结构，逐渐向由人类社会、物理世界和信息空间共同组成的三元结构进行转变。数字科技同时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驱动力量。其间，那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不仅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而且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传导，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类型学来看，所谓科技，通俗来讲就是“科学+技术”，包括基础性科学和应用性技术两个大方面。前者的本质在于如何将金钱或者说资本转化为知识，后者的本质在于如何将知识转化为金钱和资本。
正如区域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在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过程中，科技创新一体化的空间和主要载体是城市。而依照区域和城市禀赋结构的差异和特点，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应当匹配不同的城市等级。从理论上讲，高等级的城市由于具备相对完善的各类高级生产要素，因而，能够定位和匹配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活动。相反，那些等级较低的城市，由于资源和要素禀赋的限制，只能定位和匹配技术层面上的实践活动。而处于同一等级的城市层面上，则可以匹配对应层次的城市功能。因此，在不能接受外围技术溢出和辐射的前提下，小城市匹配的自然是低技术产业，中等城市匹配中技术产业，大城市匹配高技术产业。
比如，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省会城市层面上，科技创新的战略选择优先考虑的自然是该城市应当承担和如何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层面上的内容。结合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区域实际，在现有的XX个核心城市中，那些处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平台，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或特大甚至是超大型城市，其功能定位应当首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科教资源和技术优势，在将其被塑造成为以中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角色的同时，更要打造产业和技术创新的高地，肩负起引领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战略的国家使命。相反，对于那些处在地市级层面的城市，更多应考虑在应用产业领域，如何承载更多技术职能和应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基地。
此外，数字科技通过从离线的“记录过去”，开始向在线的“预测未来”的战略转变。尤其是要在对产业数据进行在线化、标准化、结构化改造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相关生产要素和对运营流程的数字化技术改造，并通过对关键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进行精准预测，优化功能布局，实现精细化运营，并通过实时反馈信息和动态技术进行修正，进而突破传统产业增长的既有模式和边界，促进产业升级。比如，XX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主要体现在公司层面、产业内部层面和产业融合层面等三个层面的价值链重构。这里，公司内部的价值链重构主要集中于流程再造和智能化生产方面，产业内部的价值链重构改变了产业整体价值的获取模式，产业融合的价值链重构是利用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化模式。在这种以平台化技术为主体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面重构中，传统制造业的战略优势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成本方面的单一维度。相反，个性化方案和增值服务逐渐成为新的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的增长点，使得制造业的品牌价值空间陡然增加。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的跨界融合，推进了产业的质量提升。
另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XX的相关研究，数字经济通过个性化服务，塑造了需求端新的生活方式，丰富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开启了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商业范式、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和以信息物理系统为载体的新基础设施的产业空间。
长三角两翼产业带的数字经济
当前，“数字经济是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的驱动力”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全国各地都把数字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来培育，最为典型的是XX省，其不少地市都在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比如，一大批像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数字经济企业、经济基地和平台，正引领XX省成为长三角甚至是全国的互联网产业，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变、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拓展，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化的示范区。例如，XX市XX区以物联网产业为基础的基地，已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创新和示范基地;而城西科创大走廊的云谷智慧园区，已成为全国云技术领域最大的示范平台;阿里云已成为全国最大、全球第三大的共有云公司;网易“严选”已成为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杆性模式。此外，XX市XX港的数字平台和模拟中心，也已成为重要的行业支撑平台，通过大数据的集成和共享，XX江海联运大数据项目，已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
事实上，除了XX之外，长三角在数字经济均有不俗的成就。比如，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的数据，在XXXX年全国XXX个城市数字经济综合排名中，上海位列第一，XX第五，XX第八，无锡第九，苏州第十三，南京第十五，合肥第十八，长三角一共有七座城市进入第一梯队(见图X)。
以南京市为例，首先，南京重视“一谷两园多点”的空间布局。以“一谷”为先导，“两园”为双翼，多点发力的空间发展格局业已形成。近年来，南京注重软件、信息电子等产业的发展，依托丰富的高校资源，尤其是XXX、XXX、“双一流”高校的软件、信息电子等的专业优势，推动软件、信息电子等产业发展。“一谷两园多点”空间布局，不仅为南京数字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前期保障，也为南京产业数字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次，南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瞄准平民化、全民化方向，立足便利南京人民工作和生活的目标，着力营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目前南京在发展数字经济的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在硬件环境和政策环境两个方面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再次，南京市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拥有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和数字产业化的优势之源，为推动数字领域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障。同时，南京还紧紧围绕ICT(信息通信技术)主导产业，深度发展数字经济，从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企业、数字人才和数字应用等方面扩大数字经济规模。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中，园区开发、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尤其是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带的数字经济，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比如，XXXX年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刚刚上升为国家战略之际，一条覆盖长三角三省一市九个城市(区)的GXX科创走廊便呼之欲出。在这条覆盖“一廊一核九城”，即上海松江、嘉兴、XX、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的“人字形”南北两翼产业带中，处在“人”字形“捺”笔画的南翼产业带，覆盖了上海松江区，途经XX的嘉兴、XX和金华。处在“撇”笔画的北翼产业带，从上海松江区出发，途经江苏苏州，与XX湖州相连，最后经安徽宣城、芜湖，一直延伸到安徽省会合肥。
而在数字经济语境下，南翼产业带的一个的突出特点是，在阿里云大数据平台支撑下，整合了XX众多的中小企业集群。在这些中小企业集群当中，聚集了各类轻工、纺织和小家电等轻资产的中小微企业。与之相对比，长三角北翼的产业带则聚集了大量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重资产的产业。正如XXXX年X月笔者在《XX日报》撰文所言，长三角南翼产业带的最突出特点，是以XX温州商人闯世界市场和义乌小商品城开发建设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模式。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之所以产生，源于众多集中扎堆的中小微企业对世界市场的商品需求信息的渴求，由此催生了淘宝等大型互联网和电商网络交易的平台经济。与之相对比，长三角北翼产业带以“订单经济”为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企业大多来源于早期的乡镇企业改制，以及之后陆续被政府规划入工业园和高新区的企业。
长三角的科技创新，成功演绎了“无民营经济不活，无产业集群不富，无龙头企业不强，无名牌产品不响”的亮丽景观。XXXX年X月笔者在《XX日报》撰文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十年前长三角以中小企业集群为主体成功演绎的是“小产品积极创造大市场、小概念产生出发展大前景、小企业引发专业化的大合作、小集群造就了发展中的大作为、小产品形成了产业的大配套”的时代画卷的话，那么，如今以GXX为主要载体和通道的科创走廊，通过数字经济一体化，正在演绎的是长三角真正走向世界科技创新前沿的升级版。
当前，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带正处在全新的一体化窗口期。在数字经济方面，南翼产业带向北翼延伸。突出的特点是XX模式中“需求拉动”的电商平台经济，正在向制造经济模式转型和融合。以支撑南翼电商平台经济的核心元器件芯片为例，阿里、海康威视等以平台为依托的运营模式，其早期的核心元器件和技术支持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大抵出于摆脱国外种种技术锁定和产业安全的考量，目前，长三角尤其是XX这些巨型网络平台企业，正迫切需要依托北翼产业带，发挥长三角北翼产业带在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等方面的优势，并且紧紧围绕“中国芯”的研发和生产，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逆向延伸，一直拓展到芯片材料和芯片研发等环节，从而形成国际营销→信息集成→电商平台→芯片研发→芯片材料的切换，即完成从市场到技术的模式切换。
基于同样的逻辑和思路，当前长三角北翼产业带的代表性企业，由于早期在参与外资代工和配套生产时，严重依赖外资经济模式，形成了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要特点的被动技术升级的路径。目前，长三角北翼这条产业带，正面临着房价过高等因素导致商务成本攀升过快的倒逼，使得园区内的企业，必须依托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园区开发和园区共建，发挥园区飞地经济优势，开拓国内外市场空间，推动产业向外转移，实现从技术到市场的模式切换。
长三角园区合作中的数字经济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数字经济，不仅仅体现在南北两翼产业带数字平台的信息共享，更多还体现在园区的互动与协作中。以XXXX年X月公布的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为例，XX个区域示范基地中长三角地区占据了X个，分别是上海市杨浦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XX省XX市余杭区XXXX未来科技城和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X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中有X个位于长三角，分别是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企业示范基地中，XX省的阿里集团成为X个企业示范基地之一。此外，截至XXXX年底，在XXX个国家级高新区中，长三角三省一市中占据XX个。
XXXX年国务院批复并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明确提出，要“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同时，还明确要求，要“协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共同推动重点领域智慧应用”“合力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可见，数字经济作为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和新动能优势，正在重塑区域经济主产业发展形态。而数字经济一体化又将使得劳动力、资本、人才、技术等优势资源，能够得到最合理的调配和使用，使得数据最终成为最为核心的区域资源。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内部的园区合作，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能明晰区域内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城市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和禀赋条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承担符合其定位及发展状况的经济和产业职能，发挥不同城市的力量，实现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的有机协调，推动长三角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协作发展。其中，总部经济可以分为综合性总部、区域性总部和专业性总部三种类型。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园区经济良好的发展基础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主要致力于发展综合性总部经济和数字中心建设，引领整个长三角的发展。南京、XX和合肥作为省会城市，苏州、无锡、XX等作为制造业发展良好的城市，都重点发展区域性总部经济，并辅以其区县的专业性总部经济发展;而周围其他城市，专注发展与其自身禀赋情况相符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特色工厂经济。通过数字经济纽带和清晰的区域职能分工，实现长三角内部的合理分工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目前，长三角园区经济呈现出多功能专业化的发展态势，有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双创示范基地、飞地经济等多种灵活的形式。比如，XXXX年新成立的中新嘉善智能传感现代产业园，就是XX世纪XX年代中期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升级版。现代园区的共同特点是，均是由两国政府牵头，都在经济最发达和产业基础最好的区域，位置毗邻，人文背景相近。长三角园区合作的数字经济成功经验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贯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发展理念。园区合作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设计，需要企业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长三角坚持以国家政策为指导，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有针对性地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开展园区共建。在操作层面则坚持以加快培育园区合作为载体，出台相关文件保障区域联动共建合作园区，围绕产业链对专利分布进行分类，实现对园区规划建设的精准招商。同时，企业主要依托上海以及苏南模式的成功经验，积极主动参与园区合作共建。
二是严格遵循产城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这里，“产”主要是指园区中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城”则是指产业发展当中所必须依托的城市空间和载体。园区建设的目的是实现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只有“产”没有“城”的园区，不能实现其历史使命，无法推动一体化进程。相反，利用合作园区内的数字共享，有助于将产业融入载体城市，使之具有城市形态和城市功能。因此，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园区建设，充分考虑到园区所在城市的能力及禀赋结构，通过建设不可替代的产业园区，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三是利用输出区域和目标区域的推拉力。一方面，由于现有区位产业集聚的经济要素成本大幅提高等因素，推动了相应的过剩产能必须借助“飞地经济”向外地产业转移。其中，既包括土地成本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的压缩，也包括环境及生态管制和强迫使耗能高、污染大的长三角企业向外转移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目标区位低廉的成本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拉动力，主动实现转移产业与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禀赋状况的匹配与耦合。比如，苏州很早就选择了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埃塞俄比亚以及政策宽松的东南亚等地进行投资。
总之，长三角数字经济的经验，源自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源自统筹谋划和整体布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继续重视数字经济生态圈建设，重视“以人为本、信息共享”的数字化治理模式，并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12
数字经济是时代的未来，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发展数字经济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抓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下是达达文档网小编整理的2022年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个人优选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欢迎阅读与收藏。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心得体会篇13
近几年来，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但优势更多体现在日新月异的模式创新、庞大的市场容量、众多的人口红利等方面，面向消费端的电子商务、即时通信及其衍生服务发展成就突出，但核心技术缺失、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性研发和融合性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要建成数字经济强国，必须在更高层面上参与甚至主导相关技术、产品、服务的创新方向、标准制定及规则引领，才能更好面向未来科技创新制高点占据先发优势，这不仅事关为中国经济“弯道超车”赋能助力，也是牢牢把握下一轮发展战略机遇期新内涵、新特征，赢得战略主动权的需要。但数字经济领域创业创新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尤其是技术演进有自身的路径依赖，“算法黑箱”更成为一些企业与政策博弈的技术工具，如何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引领作用，引导数字经济创业创新企业自觉服务于国家战略，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深入思考的时代命题。
完善更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
当前，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之间张力日益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经济以大数据等要素为关键生产资料，相关企业往往具有“轻实物资产”“重知识产权”的性质特征，目前企业用户资产并未计入传统的财务报表体系，而这可能是某些数字经济企业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所在，加上我国现在关于大数据的确权、流转、交易等法律法规都不完备，数字经济企业进行信贷融资时难以在财务上提供与传统金融机构风控体系相匹配的说服力材料。
其次，今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对投融资风险的防控意识大大提升，需要国家层面的主权投资基金充分发挥方向引领作用，为民间投资指引方向，提振信心。
再次，我们对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认知本身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到了今天，应该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并非外在于传统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独立运行的创新体系，而是传统经济形态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支撑下的一次全方位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到了产业数字化时代，数字要素与其他关联要素和传统要素之间如何协同成为决定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关键，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构建起更为包容性和普惠性的金融获得机制，依据创新的风险分层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让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数字经济创业创新型企业都能够获得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金融资源支撑。
就当前形势而言，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处于高速发展通道上，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让金融服务不断延伸到更多的民生和企业应用场景，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亟须形成内在合力共同推动产业高速健康发展。
以金融创新优化数字经济协同共治体系。
在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就鼓与呼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知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广泛渗透之后引发的新风险可能。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泛在互联、实施响应模式打破了传统商业和社会运行逻辑，当“数字依赖”成为每一个企业、组织和个体无可选择的选择，也就意味着个体信息主权一定程度上的让渡与共享，而数字安全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面临的问题。传统的风险管理体系在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运行体系下捉襟见肘，数字时代的风险管理本身也成为一门潜力巨大的产业。金融本身具有价格发现、风险定价、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的本质功能属性，如何善加利用，让金融支持不仅仅停留在资金供给或资源对接的层级，而是演变成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有效工具。
在本次投融资云路演活动中以主办方身份出现的数字经济投融资联盟成立于2018年，由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红杉资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50余家单位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联合发起，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的协调性议事机构，旨在搭建政府、数字经济企业和投资机构之间沟通交流的合作平台，提升数字经济领域投融资对接效率，服务网络强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
联盟的主要工作任务包括开展国家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方向的宣贯和解读，开展数字经济产业、投融资、政策、法律等领域研究和研讨，构建数字经济投融资数据库、企业库和项目库，搭建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融资对接平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该联盟的成立既有国家主管单位的指导，也充分吸纳了国家主权基金、头部股权投资基金和互联网生态型企业等多方力量，这次在作为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四川省省会成都举行系列路演，也体现了以投融资为抓手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方向、优化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符号性意义，祝愿类似活动能够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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